明太祖寶訓: 卷二[聖學]-朱元璋

 [聖學]-朱元璋

丙申五月庚寅，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，以資覽閱。 因謂侍臣詹同等曰： “三皇五帝之書，不盡傳於世，故後世鮮知其行事。 漢武帝購求遺書，而《六經》始出，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。 武帝雄才大略，後世罕及，至表章《六經》，開閘聖賢之學，又有功於後世。 吾每於宮中無事，輒取孔子之言觀之，如'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'，真治國之良規。 孔子之言，誠萬世之師也。”

吳元年四月庚戌，太祖至白虎殿，見諸子有讀《孟子》書者， 顧問許存仁曰：“《孟子》何說為要？” 對曰：“勸國君行王道，施仁政，省刑薄賦，乃其要也。” 太祖曰：“孟氏專言仁義，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，天下豈不定於一乎？”

洪武二年三月乙未朔，太祖與儒臣論《易》，至“天地養萬物，聖人養賢以及萬民”， 太祖曰：“人主職在養民，但能養賢，與之共治，則民皆得所養。 然知人最難。若所養果賢，而使之治民，則國無虛祿，民獲實惠。 苟所養非賢，反厲其民，何輔於國哉？故人主養賢非難，知賢為難。”

　　

辛丑，太祖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。 太祖曰：“為學之道，志不可滿，量不可狹，意不可矜。 志滿則盈，量狹則驕，意矜則小。 盈則損，驕則惰，小則卑陋， 故聖人之學，以天為準，賢人之學，以聖為則。 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，則亦豈能充廣其學哉？” 裕伯對曰：“誠如聖言。”

洪武三年二月辛酉，太祖禦東閣，翰林學士宋濂、待制王禕等進講《大學》傳之十章，至“有土有人”，濂等反復言之。 太祖曰：“人者國之本，德者身之本。 德厚則人懷，人安則國固。 故人主有仁厚之德，則人歸之，如就父母。 人心既歸，有土有財，自然之理也。若德不足以懷眾，雖有財，亦何用哉？”

洪武五年十二月己卯，太祖謂禮部侍郎曾魯曰： “朕求古帝王之治，莫盛於堯舜。然觀其授受，其要在於允執厥中。 後之儒者，講之非不精，及見諸行事，往往背馳。” 魯曰：“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，如執權衡，物之輕重長短，自不能違，而皆得其當， 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。後世鮮能此道，於處事之際，欲求其—一至當，難矣。” 太祖曰：“人君一心，治化之本。 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，而欲施之於政者有堯舜之治，決不可得也。” 魯又曰：“堯舜之道，載之典謨者，無以加矣。 至於修身理人，本末次第，具在《大學》一書。” 太祖曰：“《大學》，平治天下之本，其可捨此而他求哉？”

洪武七年十二月甲辰，《御注道德經》成，太祖對儒臣舉《老子》所謂“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”，與聖人“去甚、去奢、去泰”之類，曰： “《老子》此語，豈徒託之空言，於養生治國之道，亦有助也。但諸家之注，各有異見，朕因為註，以發其義。”

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午，太祖謂侍臣曰： “朕觀《大學衍義》一書，有益於治道者多矣。 每披閱，便有儆省，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，使鑑古驗今，窮其得失。 大抵其書先經後史，要領分明，使人觀之，容易而悟，真有國之龜鑑也。”

洪武十八年五月辛酉朔，太祖禦華蓋殿，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《心箴》畢， 太祖曰：“人心道心，有倚伏之幾。 蓋仁愛之心生，則忮害之心息。正直之心存，則邪诐之心消。羞惡之心形，則貪鄙之心絕。 忠愨之心萌，則巧偽之心伏。故人常持此心，不可為情慾所蔽，則至公無私，自無物我之累矣。”

洪武十九年二月已醜，太祖坐東閣，因與侍臣論仁智。 太祖曰：“聖人篤於仁，賢者不舞智。若姑息之仁，不為愛物，姦欺之有足以禍身。” 又論天人相與之際，太祖曰：“天人之理無二，人當以心為天。” 論儉，太祖曰：“不可儉者祭祀，然祭不可瀆。不可儉者賞齎，然賞不可濫。”

洪武二年五月丁卯，太祖禦華蓋殿，侍臣進講，因論人之善惡感召，亦有不得其常者。 太祖曰：“為惡或免於禍，然理無可違之惡。為善或未蒙福，然理無不可為之善。 人惟修其在己者，禍福之來，則聽於天。 彼為善而無福、為惡而無禍者，特時有未至耳。”

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乙亥朔，太祖與侍臣觀史，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。 太祖曰：“富貴者固不可驕人，貧賤者又豈可驕人？ 夫驕，兇德也，富貴而驕人，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；貧賤而驕人，適足以取辱於已。 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為本。子方之言，抑揚太過，蓋有所激而言。” 侍臣對曰：“誠如聖諭。”

辛巳，太祖召考試官陳宗順等坐武英門賜食， 諭之曰： “今日觀《列子》鄰人竊鈇之事，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，信心必出於忠厚，疑心必起於偏私。夫信其所好，疑其所惡，乃人之常情，是故不可不察也。 君之於臣，好而信之，讒言雖至而不入，惡而疑之，毀謗不召而自來。 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己待人，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，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，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。 惟能好其所當好，惡其所當惡，信其所當信而疑其所可疑，則人無浸潤之讒、形似之​​責矣。” 又論五性之德，太祖曰： “小忠非仁，小節非義，足恭非禮，苛察非智，諒而不貞，不可謂之信。” 遂給紙筆，令諸儒撰疑信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