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太祖寶訓:卷一 [論治道] - 朱元璋

明太祖寶訓，又稱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，共6卷，編於洪武七年，是朱元璋的語錄，屬於皇明寶訓的第一部分。寶訓，可解作珍貴的訓話。換言之，此書分門別類地記錄了明太祖的言行，是他與文武群臣﹑學者們總結歷代統治的話。

明 太祖寫寶訓，是為了教導往後的子孫為君之道。在此書中，敬﹑慎﹑畏﹑戒﹑懼﹑惕等字使用頻率很高，太祖希望藉此書，讓子孫繼位後在扮演皇帝角色的過程中心 存敬畏，謙虛謹慎，克己復禮，心憂天下，虔誠敬業，時刻不忘提醒自己在履行皇帝職責與義務時應該具備或注意的事項：

如何安民，養民，如何選拔人才，考核官 員，使人盡其材，才盡其用，如何防止，避免危害國家等等。

這些，充分體現在六卷的內容中。

此外，他亦希望藉此書，讓後世君主繼承他所尊崇的治國理念和為君之道，把他們教化成為聖明的賢君，令明朝的統治可以順延下去。

六卷如下：
 
卷一論治道，敬天，孝思，謹好尚，謙德，經國，封建，興學
卷二尊儒術，聖學，褒功臣，教太子諸王，正家道，厚風俗，議禮，興禮樂，崇教化
卷三任官，守法，求言，納諫，去讒佞，卻貢獻，勤民，理財，節儉
卷四戒奢侈，勵忠節，報功，警戒，弭災異，屏異端，評古，仁政
卷五求賢，卹刑，賞罰，寬賦，恩澤，賑貸，保全功臣，禮前代，禮臣下，諭將士
卷六諭群臣，武備，馭夷狄，懷遠人，辯邪正，育人材，務實


論治道

戊戌十二月癸巳，闢儒士範祖幹、葉儀。既至，祖幹持《大學》以進。太祖問：“治道何先？”對曰：“不出乎此書。”太祖命祖幹剖析其義，祖幹以為帝王之道:  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，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，使萬物各得其所，而後可以言治。太祖曰：“聖人之道，所以為萬世法。吾自起兵以來，號令賞罰一有不平，何以服眾？夫武定禍亂，文致太平，悉此道也。” 甚加禮貌，命二人為諮議。儀以疾辭，祖幹亦以親老辭，太祖皆許之。

丙午三月甲辰，太祖語太史令劉基、起居注王禕曰：“天下兵爭，民物創殘，今土地漸廣，戰守有備，治道未究，甚切於心。”基對曰：“戰守有備，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。”太祖曰：“喪亂之後，法度縱弛，當在更張，使紀綱正而條目舉。然必明禮義、正人心、厚風俗以為本也。”禕對曰：“昔湯正桀之亂而修人紀，武王正紂之亂而敘彝倫，王上之言，誠吻合於前古也。”

吳元年十月癸丑，右御史大夫鄧愈等各言便宜事。 太祖覽之，謂愈等曰：“治天下，當先其重且急者，而後及其輕且緩者。今天下初定，所急者衣食，所重者教化。衣食給而民生遂，教化行而習俗美。足衣食者在於勸農桑，明教化者在於興學校。學校興，則君子務德；農桑舉，則小人務本。如是為治，則不勞而政舉矣。今卿輩所言，皆國家之不可闕者，但非所急。卿等國之大臣，於經國之道，庇民之術，尚當為予盡心焉。 ”

洪武元年正月丁丑，太祖禦奉天殿大宴群臣，宴罷，因召君臣諭之曰：“朕本布衣以有天下，實由天命。當群雄初起，所在剽掠，生民惶惶，不保朝夕。朕見其所為非道，心常不然。既而與諸將渡江，駐兵太平，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。自是十有餘年，收攬英雄，征伐四克，賴諸將輔佐之功，尊居天位。念天下之廣，生民之眾，萬幾方殷，朕中夜寢不安枕，憂懸於心。 ”御史中丞劉基對曰：“往者四方未定，勞煩聖慮。今四海一家，宜少紓其憂。”太祖曰：“堯、舜聖人，處無為之世，尚且憂之，矧德匪唐虞，治非雍熙，天下之民方脫創殘，其得無憂乎？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為憂，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為憂，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為憂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，身小也，所行不謹，或致顛蹶，所養不道，或生疢疾。況天下國家之重，豈可頃刻而忘警畏耶？

戊寅，太祖諭 中書省臣曰：“成周之時， 治掌於冢宰，教掌於司徒， 禮掌於宗伯，政掌於司馬， 刑掌於司寇，工掌於司空。 故天子總六官，六官總百執事，大小相維，各有攸屬，  是以事簡而政不紊，故治。秦用商鞅，變更古制，法如牛毛，暴其民甚，而民不從，故亂。卿等任居宰輔，當振舉大綱，以率百寮，贊朕為治。 ”

四月丙辰，太祖謂侍臣曰：“吾見史傳所書，漢唐末世，皆為宦官敗蠹，不可拯救，未嘗不為之惋嘆。此輩在人主之側，日見親信，小心勤勞，如呂強、張承業之徒，豈得無之？但開國承家，小人勿用，聖人之深戒。其在宮禁，止可使之供灑掃、給使令、傳命令而已，豈宜預政典兵？漢唐之禍，雖曰宦官之罪，亦人主寵愛之使然。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，雖欲為亂，其可得乎？ ”

七月辛巳，太祖與侍臣論及創業之難，太祖曰：“朕賴將帥之力，掃除禍亂，以成大業。今四海漸平，朕豈不欲休養以自娛？然所畏者天，所懼者民。苟所為一有不當，上違天意，下失民心，馴致其極，而天惡人怨，未有不危亡者矣。朕每念及之， 中心惕然。 ”

十月己卯，民有告富人謀反者。命御史台臣、刑部勘問，皆不實。台臣言：“告者事在赦前，宜編戍遠方。”刑部言：“當抵罪。”太祖以問秦裕伯，對曰：“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，罪止杖一百，以開來告之路。”太祖曰：“不然。奸徒若不抵罪，天下善人為所誣多矣。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，抵罪。有司著為令。”

洪武二年正月庚子，太祖禦奉天門，召元之舊臣問其政事得失。馬翼對曰：“元有天下，以寬得之，亦以寬失之。”太祖曰：“以寬得之，則聞之矣。以寬失之，則未之聞也。夫步急則躓，弦急則絕，民急則亂。居上之道，正當用寬。但云寬則得眾，不云寬之失也。元季君臣耽於逸樂，循至淪亡， 其失在於縱，元實非寬也。大抵聖王之道，寬而有製，不以廢棄為寬；簡而有節，不以任易為簡。施之適中，則無弊矣。 ”

洪武四年六月庚戌，太祖禦奉天門，謂吏部尚書詹同曰：“論行事於目前，不若鑑之往古。卿儒者，宜知古先帝王為治之道，試為朕言之。”同對曰：“古先帝王之治，無過於唐虞、三代可以為法也。”太祖曰：“三代而上，治本於心；三代而下，治由於法。本於心者，道德仁義，其用為無窮；由乎法者，權謀術數，其用蓋有時而窮。然為治者，違乎道德仁義，必入乎權謀術數。甚矣，擇術不可不慎也。”

洪武十一年三月壬午，太祖謂禮部臣曰：“《周書》有言：人無於水鑑， 當於民監。 人君深居獨處，能明見萬里者，良由兼聽廣覽，以達民情。 胡元之世，政專中書，凡事必先關報，然後奏聞。其君又多昏蔽，是致民情不通，尋至大亂， 深可為戒。 大抵民情幽隱，猝難畢達。苟忽而不究，天下離合之機系焉，甚可畏也。 所以古人通耳目於外，監得失於民，有見於此矣。爾禮部其定奏式，申明天下。"

洪武十二年三月己巳，太祖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。  太祖曰：“君之於民，猶心於百體，心得其養，不為淫邪所干，則百體皆順令矣。 苟無所養，為眾邪所攻，則百病生焉。 為君者能親君子、遠小人，朝夕納誨，以輔其德， 則政教修而恩澤佈人，固有不言而信、不令而從者矣。 若惑於憸壬， 荒於酒色，必怠於政事， 則君德乖而民心離矣，天下安得而治？” 夢炎對曰：“陛下所諭甚切，實帝王為治之要。”

十一月己亥，太祖禦奉天門視朝畢，顧謂翰林待制吳沈曰：  “人主治天下，進賢納諫，二者甚切要事也。” 沉對曰：“誠如聖諭。但求之於古，能行者亦鮮。是以亂日常多，治日常少。” 太祖曰：“使其真知賢者能興其國，何有不好？真知諫者在於患己，何有不納？ 唯其知之不真，是以於己難入。若誠能好賢，則不待招徠，而賢者自至； 誠能納諫，則不待旌賞，而諫者必來。” 沉對曰：“陛下此言，誠國家興治之要。”

洪武十三年六月庚申朔，太祖謂侍臣曰：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“人主能清心寡欲，常不忘博施濟眾之意，庶幾民被其澤。” 侍臣對曰：“陛下此心，即天地之心也。惟人主之心無欲，故能明斷萬事。萬事理，則天下生民受其福。” 太祖曰：“人之不能明斷者，誠以欲害之也。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為能。 苟見有未至，反損人君之明。求之太過，則虧人君之量。”

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乙巳，蘇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。太祖覽之，以示近臣曰：“此人有忠君愛國之心，但於理道未明耳。蓋人主之心，當以愛物為主；治國之道，當以用賢為先。致治在得人，不專恃法。今此人首言用法，不知務矣。”

洪武十七年三月甲辰，太祖諭侍臣曰： “天下無難治，惟君臣同心一德，則庶事理而兆民安矣。 唐虞三代之時，君臣同心一德，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。 後世庸主， 治不師古，君臣之間動相猜疑，以致上下相隔，情意不孚。 君有所為，而臣違之，臣有所論，而君拂之。如此欲臻至治，何可得也？ 朕今簡用賢能，以任天下之政， 思與卿等同心一德，協於政治，以康濟斯民。 卿等勉之，以副朕懷。”  群臣皆頓首謝。

七月戊戌，太祖禦東閣，翰林待詔朱善等侍。  太祖曰： “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，則公；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，則明。” 又曰：“人之常情，多矜以能，多言人過。君子則不然。揚人之善，不矜己之善；貸人之過， 不貸己之過。” 又曰：“萬事不可以耳目察，惟虛心以應之；萬方不可以智力服，惟誠心以待之。”善等頓首稱善。

(洪武十七年)八月丙寅朔，太祖謂廷臣曰： “治天下者，不盡人之財，使人有餘財；不盡人之力，使人有餘力。斯二者，人皆知之。 至於不盡人之情，使人得以適其情，人或未知也。 夫使人得以適其情者，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。 蓋求竭吾之所欲者，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。如此，則人有不堪。 於是求有所不得，禁有所不止，則下之奉上者其情竭，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疏矣。 上下之情乖，而國欲治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十一月乙丑，太祖禦東閣，從容謂侍臣曰： “責難之辭，人所難受，明君受之，為無難；諂諛之語，人所易從，昏主信之，為易入。 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際，氣象雍容， 後世以諂諛相勸，如陳後主、江總輩污濊簡策，貽譏千古，此誠可為戒。”  右春坊右贊善董倫對曰：“誠如陛下​​所諭，惟明主則能慎擇。” 太祖曰：“責難不入於昏君，而諂諛難動於明主。人臣以道事君，惟在守之以正。若患得患失，則無所不至矣。”

洪武十八年九月庚午，太祖禦華蓋殿，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《周易》。   至《家人》，太祖曰： “齊家治國，其理無二。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，事事循理，則一家治矣。 一家既治，達之一國，以至天下，亦舉而措之耳。 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，誠則篤親愛之恩，嚴則無閨門之 失。 ” 善對曰：“誠如聖諭。 ”

洪武十九年正月己巳，太祖與侍臣論治道。  太祖曰：“治民猶治水，治水者順其性，治民者順其情。 人情莫不好生惡死，當省刑罰、息干戈以保之； 莫不厭貧喜富，當重農時、薄賦斂以厚之； 莫不好佚惡勞，當簡興作、節徭役以安之。 若使之不以其時，用之不以其道，但抑之以威，迫之以力，強其所不欲，而求其服從，是猶激水過顙，非其性也。”

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壬辰，太祖禦謹身殿，觀《大學》之書，謂侍臣曰： “治道必先於教化，民俗之善惡，即教化之得失也。 《大學》一書，其要在於修身。身者，教化之本也。 人君身修，而人化之，好仁者恥於為不仁，好義者恥於為不義。 如此，則風俗豈有不美？國家豈有不興？ 苟不明教化之本，致風陵俗替，民不知趨善，流而為惡，國家欲長治久安，不可得也。”

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庚辰朔，太祖禦右順門，與侍臣論治道，因及理亂。太祖曰： “為治之道有緩急。治亂民不可急，急之則益亂；撫治民不可擾，擾之則不治。 故烹鮮之言雖小，可以喻大，治繩之說雖淺，可以喻深。” 侍臣對曰：“誠如聖諭。”

　

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酉，太祖退朝，顧謂翰林學士劉三吾曰： “朕歷年久而益懼者，恐為治之心有懈也。懈心一生，百事皆廢，生民休戚系焉。 故日慎一日，惟恐弗及。如是而治效猶未臻。甚矣，為治之難也。 自昔先王之治，必本於愛民。 然愛民而無實心，則民必不蒙其澤。 民不蒙其澤，則眾心離於下，積怨聚於上，國慾不危，難矣。 朕每思此，為之惕然。”

三月辛丑，太祖謂侍臣曰：  “人主之聰明，不可使有壅蔽。一有壅蔽，則耳目聾瞽，天下之事，俱無所達矣。” 翰林學士劉三否對曰： “人君惟博採眾論，任用賢能，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。 若信任憸邪，隔絕賢路，則視聽偏而聰明為所蔽矣。” 太祖曰：“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，則是非無所隱，而賢否自見。 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，外蔽於權奸，以養成安史之亂。 及京師失守，倉皇出幸，雖田夫野老皆能為言其必有今日者。 玄宗雖恍然悔悟，亦已晚矣。 夫以田夫野老皆知，而玄宗不知，其蔽於聰明甚矣。 使其能廣視聽，任用賢能，不為邪佞所惑，則亂何從生矣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