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甲辰四月甲午朔，太祖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，因曰： “秦以暴虐，寵任邪佞之臣，故天下叛之。 漢高起自布衣，能以寬大駕馭群雄，遂為天下主。今天下之勢不然，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，故豪傑所在蜂起，然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，此其所以無成也。” 因感嘆久之。又曰： “天下用兵，河北有孛羅帖木兒，河南有擴廓帖木兒，關中有李思齊、張良弼。 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，稍有紀律而不振者河南也，道途不通饋餉不繼者關中也。 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。士誠多奸謀而尚間諜，其禦眾尤無紀律。 我以數十萬之眾固守疆土，修明軍政，委任將帥，俟時而動，其勢有不足平者。” 克仁頓首曰：“主上神武，當定天下於一，今其時矣。” |
| 壬戌，太祖與起居注詹同等論三國時事，因言孫權題諸葛子瑜於驢面，與其子恪諧謔。 太祖曰： “君臣之間，以敬為主。敬者，禮之本也。 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，分定而名正，名正而天下治矣。 孫權蓋不知此，輕與臣下戲狎，狎其臣而褻其父，失君臣之禮。 恪雖機敏有口才，不能正言自處，招辱於父，失孝敬之心。 一諧謔，而君臣父子之道虧。舉動如此，何以示圳？大抵人君言動之際，不可不謹。” |
| 五月丙子，太祖朝罷，退禦白虎殿閱《漢書》，侍臣宋濂、孔克仁等在側， 太祖顧謂濂等曰： “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，其故何也？”克仁對曰：“王霸之道雜故也。” 太祖曰：“高祖創業之君，遭秦滅學之後，干戈戰爭之餘，斯民憔悴，甫就蘇息， 禮樂之事，固所未講。 獨念孝文為漢令主，正當制禮作樂，以復三代之舊。 乃逡巡未遑，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。 夫賢如漢文，猶不為，將誰為之？帝王之道，貴不違時。 有其時而不為與無其時而為之者，皆非也。 三代之王，蓋有其時而能為之，漢文有其時而不為耳，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。” |
九月戊寅，太祖坐便殿，問侍臣：“石勒、苻堅孰優？” 詹同對曰：“石勒雖不學，而豪爽脫略，料敵制勝，舉無遺策。 苻堅窮兵黷武，不量己力，淝水敗後，身為俘虜。 以此言之，石勒為優。” 太祖曰：“不然。石勒當晉室初亂，不逢勍敵，故易以成功。 苻堅當天下爭戰日久，智勇相角，故難以為力。 夫親履行陣，戰勝攻克，堅固不如勒；量能容物，不殺降附，勒亦不如堅。 然堅聰察有餘而果斷不足，故馴致石季龍之禍；勒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，故養成慕容氏父子之亂。 俱未再世而族類夷滅，所謂匹夫之勇，婦人之仁也。” |
乙巳正月壬申，太祖問起居住詹同曰：“孫武殺吳王二寵姬以教兵，其事何如？” 同對曰：“此事載太史公書，或有之。” 太祖曰：“夫以吳國之眾，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，乃出宮人與之試，此闔閭之非也。 當時武欲試其能，何必婦人哉！且其教吳王兵法，取勝之道果何在？” 同對曰：“《春秋》載柏舉之戰，楚一敗之後，遂有吳入郢之師，此其效也。” 太祖曰：“不然。太宰嚭、伍員皆楚人，先已在吳，其欲報怨於楚者非一日矣。 故有入郢之師，豈孫武教兵之效哉！ 若謂入郢之師為武之功，何故不旋踵秦救楚，而有稷之敗？ 要之殺寵姬之事，亦司馬遷好奇之論也。 至其十三篇，恐非自武作，抑亦有所授也。” |
八月辛卯，太祖禦左閣，觀《宋史》至趙普說太祖收諸將兵權，謂起居注詹同曰： “普誠賢相，使諸將不早解兵權，則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。 史稱普多忌刻，只此一事，功施社稷，澤被生民，豈可以忌刻少之！” |
丙午三月戊戌，太祖與國子博士許存仁等論用人，太祖曰： “一代之興，必有一代之臣。 嘗觀漢高之興，首資三傑；光武之興，寇、鄧、耿、賈以為之佐。 歷代以來，莫不皆然。天之生才，以為世用，甚不偶也。 孟子言： '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名世者。' 古之帝王，君聖臣賢，可以當之。 漢、唐以下，君臣可以當之否？” 起居注詹同對曰： “三代以下，稱漢、唐、宋，其間名世之臣，亦可以當之。” 太祖曰：“三代而上，純乎道德；三代而下，雜乎霸術。 其間雖有名世之臣，要之如皋、夔、稷、契、伊尹、太公者鮮矣。 吾方有事海內，憑賴英賢，輔翼成功，天下紛紛，未定於一者，何也？” 存仁對曰： “主上聖智神武，天生不世之資，以平禍亂。 今群賢畢出，佐隆大業，稽之於歷，自宋太祖至今，正當五百年之數， 定天下於一，斯其時矣。” |
九月乙巳，太祖問侍臣曰：“漢高祖、唐太宗孰優？” 侍臣對曰：“太宗雖才兼文武，而於為善未免少誠。高祖豁達大度，規摹弘遠。 先儒嘗論漢大綱正，唐萬目舉。以此觀之，高祖為優。” 太祖曰：“論高祖豁達大度，世咸知之。 然其記丘嫂之怨，而封其子為羹頡侯，內多猜忌，誅夷功臣，顧度量亦未弘遠。 太宗規摹雖不及高祖，然能駕馭群臣，及大業既定，卒皆保全。 此則太宗又為優矣。” |
吳元年十一月戊寅，太祖閱《漢書》，謂侍臣曰：
“漢高以追逐狡兔比武臣，發蹤指示比文臣，譬喻最切，而語則偏重矣。 朕謂建立基業，猶構大廈。 剪伐斫削，必資武臣；藻繪粉飾，必資文臣。 用文而不用武，是斧斤未施，而先加黝堊； 用武而不用文，是棟宇已就，而不加塗塈。 二者均失之。 為天下者，文武相資，庶無偏陂。” |
丙申，太祖禦戟門，與侍臣論及郊祀，因言： “慕容超郊祀之時，有赤鼠大如馬之異。 太史成公綏占之，以為信用奸佞、殺害賢良、賦斂太重所致。 是則妖孽之召，實由人興。我嘗以此自警。如公孫五樓之輩，吾安肯用之。” 起居注熊鼎等頓首曰： “慕容超信用奸佞，故賢良退而奸佞附之。 今主上明聖，所用皆賢良。 公孫五樓之徒何從至哉？” 太祖曰：“汝等宜勉之，苟有所見，毋隱也。” |
洪武元年閏七月戊辰，太祖與侍臣觀古帝王畫像，因歷論其賢否得失。 至漢高祖、唐太宗、宋太祖，則展玩再三，諦視久之。 至隋煬帝、宋徽宗，則速閱而過。 曰：“亂亡之主，不足觀也。” 至後唐莊宗，笑曰； “所謂李天下者，其斯人歟？上下之分瀆至於此，安得不亡？” |
洪武二年二月壬辰，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： “以仁義定天下，雖遲而長久，以詐力取天下，雖易而速亡。 鑑於周、秦可見矣。故周之仁厚可以為法，秦之暴虐可以為戒。 若漢、唐、宋之政治，亦互有得失。 但當取其所長而捨其所短。若概曰漢、唐、宋而不審擇於是非取捨，則得失混淆矣。” |
洪武四年九月甲寅，太祖與侍臣論《孫子》，或曰武之書自易以及難，其法先粗而後精，其言約而要，故叩之而不窮，求之而益隱。 或曰武之術，其高者在於用常而知變，若實在彼則變而為虛，虛在此則變而為實，機妙莫測，此用武之權衡，千古不可易也。 或又曰武之術以詭道勝，至於終篇而用間；曰計以情而生，情以間而得，苟遇不可間之君，無可乘之隙，將何以得其情哉？人各持其說。 太祖曰： “以朕觀之，武之書雜出於古之權書，特未純耳。 其曰'不仁之至，非勝之主'，此說極是。 若虛實變詐之說，則淺矣。 苟君如湯武，用兵行師，不待虛實變詐而自無不勝。 然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，特一時詭遇之術，非王者之師也。而其術終亦窮耳。 蓋用仁者無敵，恃術者必亡。 觀武之言，與其術亦有相悖。 蓋武之書，必有所授，而武之術則不能盡如其書也。” |
九月丙辰，太祖觀《大學衍義》至晁錯所謂“人情莫不欲壽，三王生之而不傷”，真德秀釋之曰：“人君不窮兵黷武，則能生之而不傷。 ” 顧謂侍臣曰： “晁錯之言，其所該者廣，真氏之言，其所見者切。 古人云：'兵者凶器，聖人不得已而用之。' 朕每臨行陣，觀兩軍交戰，出沒於鋒鏑之下，呼吸之間，創殘死亡，心甚不忍。 嘗思為君恤民，所重者兵與刑耳。 濫刑者陷人於無辜，黷兵者驅人於死地。有國者所當深戒也。” |
| 洪武十六年二月己亥，太祖觀唐太宗《帝範》謂侍臣曰： “此十二篇者，雖非帝王精微之道，然語意備至，曲盡物情， 使唐之子孫克守其言，亦足為訓。 自後女主竊柄，有乖君體；骨肉少恩，有乖建親；諂諛並進，有失求賢。 忠諫者忌之，讒佞者悅之，驕奢縱佚，罔知戒懼。 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，閹豎小人朋比於國中，卒召藩鎮之禍，而唐祚遂衰。 有國家者，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！” |
三月庚戌，太祖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，侍臣皆曰： “前代祚運之長，莫逾成周，其次莫如漢。” 諫議大夫唐鐸進曰： “三代以後，起布衣而有天下者，惟漢高帝及陛下而已。 陛下祖宗積德累善，至於陛下，遂膺天命。以臣觀之，非漢高所及。 漢高除秦苛法，雜伯道而不純。陛下去胡元弊政，一複中國先王之舊，所謂撥亂世反之正。漢高帝不事詩書，陛下留心聖學，告諭萬方，自為製命，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裡。 漢高初欲都洛陽，聞婁敬之言，始都關中。 陛下一渡江，即以金陵為定鼎之地，萬世之基固肇於此。故非漢高所及。” 太祖曰： “周家自公劉、后稷，世積忠厚，至文王三分有二，武王始有天下。 若使其後君非成、康，臣非周、召，益修厥德，則文、武之業何能至八百歲之久乎？ 《書》曰：'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。' 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，輔弼之臣皆如周、召，則可以祈天永命，國祚繇昌。” 侍臣頓首曰：“陛下之言，宗社萬年之福也。” |
”
洪武十八年三月癸亥，太祖與侍臣論漢之諸帝，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。 太祖曰： “人主不以獨見為明，而以兼聽為聰，通於人情，明於是非，則聰明得其正矣。 若屑屑於細故，則未免苛察。 上苛察則下急迫，反有累於聰明也。 |
六月庚戌，太祖閱《漢書》，謂詩臣曰： “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矣，至於用人，蓋未盡其道。 初將相大臣迎文帝立之，自代邸入即位，首拜宋昌為衛將軍， 張武為郎中令，而將相列侯、宗室大臣不先及之，非以示至公也。 有一賈誼而不能用，至使憂鬱憤懣而死； 竇廣國賢有行，欲相之，以其皇后弟不可，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。 夫以廣國之賢，其才可任為相，何避私嫌乎！ 此皆有未盡著。 人君之於天下，當示人以至公，不可存一毫私意也。” |
八月己酉，以賜進士出身方升、同進士出身梁德遠凡六十七人為六科給事中、六部試主事。太祖諭之曰： “忠良者國之寶，奸邪者國之蠹。故忠良進則國日治，奸邪用（則）國日亂。 觀唐太宗之用房、杜，則致斗米三錢、外戶不閉之效； 玄宗之用楊、李，則致安史之亂，有蒙塵播遷之禍。此可鑑矣。” |
洪武十九年八月己酉，太祖覽《宋史》，見太宗改封樁庫為內藏庫，顧謂侍臣曰： “人君以四海為家，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，何有公私之別？ 太宗宋之賢君，亦復如此，他如漢靈帝之西園，唐德宗之瓊林、大盈庫，不必深責也。 宋自乾德、開寶以來，有司計度之所缺者，必藉其數以貸於內藏，俟課賦有餘則償之。 凡有司用度，乃國家經費，何以貸為？ 缺而許貸，貸而復償，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。 及內藏既盈，乃以牙籤別名其物，參驗帳籍。 晚年出簽示真宗曰： '善保此足矣。'貽謀如此，何足為訓？ 《書》曰：'慎厥終，惟其始。' 太宗首開私財之端，及其後世，困於兵革，三司財帛耗竭，而內藏積而不發， 間有發緡錢數十萬以佐軍資，便以為能行其所難。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。” |
| 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丙寅，太祖閱《漢書》賜民爵之令，謂侍臣曰： “漢高帝立社稷，施恩惠，賜民之爵，子孫相承以為法。 或遇有事，輒賜民爵至二級者，又聽民轉移與子，甚無謂也。 夫爵所以命有德。《禮》曰：'以賢制爵。'爵豈可濫及乎？ 且天下之人，無賢不肖，概賜以爵，則賢人君子何以為勸？ 高帝貽謀若此，誠未盡善。” |
八月乙卯，太祖與侍臣論漢高帝聽張良之言，即銷六國印，太祖曰： “高祖聞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者，安得不興？後之為君者少有及之。” 侍臣曰：“漢高以後，若唐太宗亦能從善，故其為治亦有可稱。” 太祖曰：“凡人有善，不可自矜，自矜則善日削；有不善不可自恕，自恕則惡日滋。 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，此則不如漢高也。” |
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癸酉，太祖燕閒與侍臣論古。太祖曰： “昔楚莊王謀事而當，群臣莫能逮，朝而有憂色。 魏武侯謀事而當，群里莫能逮，朝而有喜色。夫一喜一憂，得失判焉。 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。 夫喜者矜其所長，憂者憂其不足。 矜其所長則志滿，志滿則驕，驕則淫佚，敗日至矣； 憂其不足者則志下，志下必能虛心以受人，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？ 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，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。 以此觀之，人君當遜志以納善，人臣當直道以事君。 君臣之間各盡其道，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。” |
|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卯，太祖謂侍臣曰： “論禮樂者必原於德，此至論也。 蓋德盛者禮樂明備，否德則禮樂不興。 三代之德盛，故禮樂達於天下，後世德不如古，禮樂有其名而無其實。 王通雲：'如有王者出，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。'此本孔子必世而後仁之說。 朕居位已三十年矣，禮樂之文粗備，而政治不能如古，揆德涼薄。” 侍臣對曰： “陛下武定禍亂，文致太平，天下翕然同風，咸蒙至化。 所謂十年平之，十年當之，十年和之，真有其效矣。 而聖德謙衝，不有其有，此其跨越於前代也。” |
洪武二十九年丙寅，太祖觀《唐書》，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憚，謂詩臣曰： “當時坐不當使此曹掌兵政，故肆恣暴橫。 然其時李輔國、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，代宗一旦去之，如孤雛腐鼠。 大抵小人竊柄，人主苟能決意去之，亦有何難？但在斷不斷爾。” 又曰： “漢末之時，宦官雖號驕縱，尚無兵權，故凡所為，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。 至唐世以兵柄授之，馴至權勢之盛，劫脅天子，廢興在其掌握。 大抵此曹只充使令，豈可使之當要路，執政操權，擅作威福？ 朕深鑑前轍，自左右服役之外，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。 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，豈能為患？ 但遇有罪，必罰無赦，彼自不敢驕縱也。”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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