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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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辰十二月丁巳，太祖謂廷臣曰：
“元本胡人，起自沙漠，一旦據有中國，混一海內。
建國之初，輔弼之臣率皆賢達，所進用者又皆君子，是以政治翕然可觀。
及其後也，小人擅權，奸邪竟進，舉用親舊，結為朋黨，中外百司，貪婪無恥。
由是法度日弛，紀綱不振。至於土崩瓦解，卒不可救。
今創業之初，若不嚴立法度以革姦弊，將恐百司因循故習，不能振舉。
故必選用賢能，以隆治化。
爾等有所薦引，當慎所擇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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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元年十一月戊戌，太祖謂侍臣曰：
“吾昨觀輿地圖，所得州縣，天下三分，已有其二。
若得材識賢俊之士布列中外，佐吾致治，
吾以一心統其紀綱，群臣以眾為贊襄庶政，使弊革法彰，民安物阜，混一之業，可以坐致。
古語云：
國無仁賢則國空虛。爾等其各舉賢才，以資任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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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元年十一月己亥，遣文原吉、詹同、魏觀、吳輔、趙壽等分行天下，訪求賢才。
太祖諭之曰：
“天生人材，必為世用。
然人之材器有不同：
明銳者質或剽輕，敦厚者性或迂緩，辨給者行或不逮，沉默者德或有餘。卿等宜加精鑑。”
同對曰：
“陛下昭德四海，正賢俊丕應之日，臣等敢不盡心。”
太祖曰：
“人材不絕於世。朕非患天下無賢，患知人之難耳。苟所舉非所用，為害甚大。卿等慎之！”於是各賜白金遣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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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二年九月壬辰，太祖謂廷臣曰：
“知人固難。今朕屢敕百司訪求賢才，然至者往往名實不副，豈非舉者之濫乎？”
廷臣對曰：
“請自今百司薦舉，必具其人已行之善，庶無冒濫之失。”
太祖曰：
“觀人之法，即其小可以知其大，察其微可以見其著，視其所不為，可以知其所為。
但嚴舉措之法，則冒濫自革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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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六年四月辛丑，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。太祖曰：
“世有賢才，國之寶也。
古之聖王恆汲汲於求賢，若高宗之於傅說，文王之於呂尚，二君者，豈其智之不足也，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。
蓋賢才不備，不足以為治。
鴻鵠之能遠舉者，為其有羽翼也；蛟龍之能騰躍者，為其有鱗鬣也；人君之能致治者，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。
今山林之士，豈無德行文藝之有稱者？
宜令有司採舉，備禮遣送至京，朕將任用之，以圖至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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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八年七月庚申，太祖禦右順門，謂侍臣曰：
“舉大器者不可以獨運，居大業者不能以獨成。
是故擇賢任能，列布庶位，安危協心，盛衰同德。
昔殷周之興也，用伊尹、周公諸賢，故卜世永久，歷祚靈長。
秦、隋之季，棄群策於漢高，委英雄於唐主，獨任其智，未幾而亡。
蓋根疏者易拔，源淺者易涸。
人君欲弘其德，惟當廣覽兼聽，博達群情，則治益盛隆，道益光大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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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月丙辰，太祖禦奉天門，與侍臣語及用人之道。太祖曰：
“金石之有聲，擊之而後鳴；舟航之能運，操之而後動；賢者之有才，用之而後見。
然人之才智，或有長於彼而短於此者，若因其短而並棄其長，則天下之才難矣。
今令天下求才，其長於一藝者皆在選列，俟至而觀之。
其廉讓也，可以知其仁；其善謀也，可以知其智；其果斷也，可以知其勇。
左右唯見其人之小節，未睹其大端，而輒置之，乃有天下無賢之嘆。
雖有稷契之才，亦難見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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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十二年十二月，是月，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，皆應詔至京師。先是，太祖謂禮部臣曰：
“為天下者譬如作大廈，非一木所成，必聚材而後成。
天下非一人獨理，必選賢而後治。故為國得寶，不如薦賢。
朕自臨禦以來，十有二年，思得賢士以熙庶績。
然山林幽遠，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，甘於窮處，非招徠之，不肯輕出。
宜下有司悉心推訪，禮送於朝，朕將顯用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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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十三年四月己丑，命群臣各舉所知。太祖諭之曰：
“天下賢才，未嘗乏也。謂皋、夔、稷、契不復生，方叔、召虎不再出，是薄天下之士也。
但世有升降，故才有等差。為人上者能量才授職，則無施不可。蓋士之進退系乎國之治否。
吾以一人之智，豈足以盡理天下？必賴天下之賢，然後足以有為。
爾等宜體此意，各舉所知以聞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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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月戊辰，太祖諭吏部臣曰：
“天下之務，非賢不治；求賢之道，非禮不行。
故湯致伊尹，由於三聘；漢徵申公，安車束帛。
近朝臣為朕舉賢，朕皆徵用之。所舉者多名實不稱，徒應故事而已。
夫披沙將以求金，掘井在於獲泉，薦士期於得賢。
今所舉皆非，豈昧於識人耶？抑賢才之果難得也？
爾吏部其以朕意再諭天下有司盡心詢訪，必求真材，以禮敦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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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十五年正月庚戌，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，太祖諭之曰：
“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，後世薦舉者徇名而遺實，故往往治不如古。
朕效仿古制，舉用賢才，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，庶幾求其實效。
今爾等來朝，其各舉所知。
凡有一善可稱、一才可錄者，皆具實以聞，朕將隨其才以擢用之，無有所隱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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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月己卯，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，太祖覽之，顧謂侍臣曰：
“此人不識道理，豈有涉數千年論治平而不及用賢？
天下之大，欲朕一人自理之乎？
雖有至聖之君，猶以用人為重，曷嘗謂人無足用也！
蓋獨智自用，所見者狹；資賢而任，則所及者廣。”
學士宋訥對曰：
“誠如聖諭。但賢才之在天下，在上豈能周知？必賴群臣薦舉。
然得賢與否，系乎舉之者何如耳。”
太祖曰：
“小人所舉，未必為君子，君子所舉，未必為小人。
故觀其舉者，即可知其人之賢否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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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月戊申，吏部以徵至天下儒士，選其經明行修者，列其等第上聞。太祖曰：
“賢才固不乏也。今賢人君子出為時用，大小器使當隨其能，毋使有其才而不盡用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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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己亥，太祖諭侍臣曰：
“孔子云：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
朕屢敕有司薦舉賢才，而所薦者多非其人，豈山林巖穴真無賢者乎？
特在位者弗體朕意，濫舉以塞責耳。
昔常何薦馬周，唐太宗喜其有知人之明。今薦舉者若能致一馬周，朕豈愛爵賞？
惜無以副朕望者。是以延佇之心，朝夕不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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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十九年七月癸未，詔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，郡縣禮送京師。
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：
“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，至於諮詢謀謨，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，
達於人情，周於物理，有可資者。”
居貞對曰：
“人至六十，精力衰耗，則不能勝事。請六十以上者不遣。”
太祖曰；
“政為比來有司不體朕意，士有耆年，便置不問。
豈知老成古人所重，文王用呂尚而興，穆公不聽蹇叔而敗，
伏生雖老，猶足傳經，豈可概以耄而棄之也！
若年六十以上、七十以下者，當置翰林，以備顧問；
四十以上、六十以下者，則於六部及布政司、按察司用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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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丙辰，安慶府知事周昌言：
臣見士人或因小過罷斥，然其才有堪用，而於例不得舉。
宜垂寬宥，令有司得薦起之。
”
吏部奏言：
“有罪復用，無以示懲。昌言不可聽。
”
太祖曰：
“良工琢玉，不棄小玼。朝廷用人，必赦小過。
故改過遷善，聖人與之，錄長棄短，人君務焉。
苟因一事之失而棄一人，則天下無全人矣。昌之言誠是。
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，知其才德果優，並聽舉用。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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卹刑戊戌三月己酉，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。
凡笞罪者釋之，杖者減半，重囚杖七十，其有贓者免徵。
有司有所稽遲，重者從輕典，輕者原之。武將征討有過者皆宥之。
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，今年又從末減，用法太寬，則人不懼法，法縱弛無以為治。
太祖曰：
“用法如用藥，藥本以濟人，不以弊人。服之或誤，必致戕生。
法本以衛人，不以殺人。用之太過，則必致傷物。
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，今歸於我，正當撫綏之。
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，寧可盡法乎！
大抵治獄以寬厚為本，少失寬厚，則流入苛刻矣。
所謂治新國用輕典，刑得其當，則民無冤抑。若執而不通，非合時宜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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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元年六月甲戌，太祖謂憲臣曰：
“任官不當，則庶事不理；用刑不當，則無辜受害。
譬之薅草萊者，施鎛不謹，必傷良苗；繩姦慝者，論法不當，必傷善類。故刑不可不慎也。
夫置人於箠楚之下，屈抑頓挫，何事不伏？何求不得？
古人用刑，蓋不得已。懸法像魏，使人知而不敢犯。
夫水火能焚溺人，狎之則必傷，遠之則無害。
水火能生人，亦能斃人。刑本以生人，非求殺人也。
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，受枉者多矣。故欽卹二字，用刑之本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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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月戊寅，太祖謂中書省臣李善長、傅瓛、楊憲等曰：
“法有連坐之條，謂侵損傷人者。
吾以為鞫獄當平恕，非大逆不道，則罪止及其身。
先王之政，罪不及孥，罰弗及嗣，忠厚之至也。
自今民有犯法者，毋連坐。”
參政楊憲對曰：
“先王用刑，世輕世重。
自元政姑息，民輕犯法，非重治之，則犯者益眾。”
太祖曰：
“民之為惡，譬猶衣之積垢，加以瀚濯，則可以復潔。
污染之民，以善導之，則可以復新。
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，其為術也淺矣。
且求生於重典，是猶索魚於釜，欲其得活，難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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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月甲寅，命中書省定律令。
初，太祖以唐、宋皆有成律斷獄，惟元不彷古制，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，胥吏易為奸弊。
自平武昌以來，即議定律。
至是，臺諫已立，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，欲頒成法，俾內外遵守。
乃命丞相李善長等詳定，諭之曰：
“立法貴在簡當，使言直理明，人人易曉。
若條緒繁多，或一事而兩端，可輕可重，
使姦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，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，非良法也。
務去適中，以去煩弊。
夫綱密則水無大魚，法密則國無全民。
卿等宜盡心參究，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，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，庶可以為久遠之法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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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月乙卯，太祖謂台憲官劉基、章溢、週禎等曰：
“紀綱法度，為治之本。所以振紀綱、明法度者，則在台完。
凡揭紀綱法度以示百司，猶射者之有正鵠也；百司庶職，操弓矢以學射者，以台憲乎取法。
故審己不可以不慎。
苟不知其本，察於小物而昧於大體，終非至正之道。
爾等執法，上應天象，少有偏曲，則紀綱法度廢壞，而民不得其安。
況或深文以為能，苛察以為智，若寧成、郅都、周興、來俊臣之徒，
巧詆深文，恣為酷虐，終亦不免。
若於公陰德子孫，乃致貴顯，天道昭然，深可畏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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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月己亥，中書參政傅瓛言，應天府有滯獄當斷決者。
太祖曰：“淹滯幾時矣？”
曰。
“逾半歲。”
太祖惕然曰：“京師而有滯獄，郡縣受枉者多矣。
有司得人，以時決遣，安得有此！”
瓛頓首曰：“臣等不能統率庶寮，是臣罪也。”
太祖曰：“吾非不愛其民，而民尚爾幽抑。近且如此，遠者何由能知？
自今獄囚審鞫明白，須依時決遣，毋使淹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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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元年正月辛丑，太祖謂宰臣曰：
“朕每燕居，思天下之事，未嚐一日自安。
蓋治天下猶治絲，一絲不理，則眾緒紛亂。
故凡遇事，必精思而後行，惟恐不當，致生姦弊，以殃吾民，以此不敢頃刻安逸。
至於刑法，尤所關心。
然此非一人所能獨理，卿等皆須究心，庶幾民無冤抑，刑獄清省。
漢宣帝言：獄者，所以禁暴、止姦、養育群生。
甚得用法之意。卿等宜體之無忽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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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二年八月戊子，監察御史睢稼言：
“《周官》有懸法像魏之文，《禮經》載鄉飲讀法之說，皆導民知禮法而遠刑闢也。
今新律頒布天下，鄉井細民猶有不通其說者，宜仿古人月吉讀法之典，命府州縣長吏，凡遇月朔，會鄉之老少，令儒生讀律，解析其義，使之通曉，則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。”
太祖曰：
“威人以法者，不若感人以心，敦信義而勵廉恥，此化民之本也。
故羞惡之心生，則非僻之私格，外防之法密，則苟免之行興。
卿言讀律，固可禁民為非，若謂欲使民無犯，要當深求其本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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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月己酉，復以廣東行省參政週禎為刑部尚書。太祖諭之曰：
“刑以輔治，唐虞所不免。
觀舜命皋陶之辭，始雖曰明刑，終期於無刑。
皋陶告舜，亦曰：'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'
當時君臣莫不以卹刑為重，而民亦自不犯，所以能致雍熙之治。
朕嘗觀此，深有所契，而其體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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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四年二月戊午，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為尚書。太祖諭之曰：
“膏粱所以充飢，藥石所以療病，使無病之人舍膏粱而餌藥石，適足以害身。
仁義者，養民之膏粱也；刑罰者，懲惡之藥石也。
故為政者若捨仁義而專務刑罰，是以藥石毒民，非善治之道也。
今擢爾為刑官之長，爾於用法之際，常體古人欽卹之意，
則張釋之、於定國皆可為矣。爾其勉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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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六年正月辛酉，江西行省商民坐沮壞鹽法，刑官擬以亂法，罪當死。
太祖曰：
“愚民無知而犯法，猶赤子無知而入井，見者莫不怵惕，豈宜遽以死罪論之。”
法司執奏不已，太祖曰：
“有罪而殺，國之常典。然有可以殺，可以無殺。
彼愚民沮壞鹽法，原其情，不過為貪利耳，初無他心。”
乃悉免死，輸作臨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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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八年二月甲午，敕刑官：
“自今凡雜犯死罪者，免死，輸作終身；徒流罪，限年輸作；
官吏受贓及雜犯私罪，當罷職役者，謫鳳陽屯種；
民犯流罪者，鳳陽輸作一年，然後屯糧。”
太祖复諭刑官曰：
“天道好生，人情惡死。朕禦天下，夙夜靡寧，常懼刑罰失中，以乖天道。所以特降寬宥之典。凡雜犯死罪，皆令輸作屯種，以全其生，且冀其悔罪改過，復為善人。
爾等宜體朕此意，務求公平，使刑罰得中，下無冤抑，則不負朕委任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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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九年十月辛酉，太祖覽《大明律》，謂中書左丞相胡惟庸、御史大夫汪廣洋等曰：
“古者風俗厚而禁綱疏，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。
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，務簡而不務煩。
國家立法，貴得中道，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。
昔蕭何作《漢律》九章，甚為簡便，後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。
況未盡善，其能久無弊乎？
今觀律條，猶有議擬未當者，卿等可詳議更定，務合中正。仍具存革者以聞。”
於是惟庸、廣洋等複詳加考訂厘正者凡十有三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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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十四年五月丙申，刑部奏決重刑。太祖諭之曰：
“朕嘗命汝等，凡有重獄，必三覆奏。
以人命至重，恐不得其情，則刑罰濫及，而死者不可複生也，故必欲詳審。
今汝等概以重刑來奏，其間固有瀆倫亂法、罪不可原者，
亦有一時過誤、情有可矜者，必當分別。
若一概言之，則輕重不分矣。
自今凡十惡非常赦所原者則云重刑，其餘雜犯死罪許聽收贖者，毋概言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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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月辛丑，敕刑部尚書胡禎等曰：
“帝王撫臨百姓，皆欲其從化，至於刑罰，不得已而用之。
故唐虞之法，罪疑惟輕，四凶之罪，止於流竄。
今天下已安，法令已定，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，
使民無犯，及有小過，或加以苛刻，朕甚憫焉。
夫上有好生之德，則下有為善之心。
改過者多，則輕生者少。
自今惟十惡真犯者決之如律，其餘雜犯死罪，皆減死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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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十五年五月乙卯，御史雷勵坐失入人徒罪，太祖責之曰：
“朝廷所以使頑惡懾伏、良善得所者，在法耳。少有偏重，民無所守。
爾為御史，而執法不平，何以激濁揚清、伸理冤枉？
且徒罪尚可改正，若死罪論決，可以再生乎？”
命法司勵罪以戒深刻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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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月丙申，命刑部、都察院斷事等官審錄囚徒。太祖曰：
“錄囚務在情得其真，刑當其罪。
大抵人之隱曲難明，獄之疑似難辨，故往往有經審錄，尋復反異，
蓋由審刑者之失，以至此耳。
故善理獄者，在推至公之心，擴至明之見，
則巧偽無所隱，疑似無所惑，自然訟平理直，枉者得伸，系者得釋。
苟存心不公，聽斷不明，是猶舍衡以求平，揜鑑以索照，獄何由得理？事何由能直？
今命爾等審錄囚徒，務以公破私，明辨惑，毋使巧偽繁滋而疑讞不決。
生者拘幽於囹圄，死者受冤於地下非惟負朕慎刑之心，實違上天好生之意。
凡錄囚之際，必預先稽閱前牘，詳審再三，其有所訴，即與辨理，具實以聞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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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十六年正月庚戌，民有子犯法當死，其父以財求免。
事覺，監察御史奏欲並置於法。太祖曰：
“生死，人之大故；父子，人之至親。
彼愛根於心，但知求其子之生，不顧理之所不可。
爾論法欲並罪其父，然於情可恕，其赦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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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月壬子，太祖諭刑部尚書開濟、都御史詹徽等曰：
“凡論囚，須原其情，不可深致人罪。
蓋人命至重，常存平恕之心，猶恐失之，況深文乎！
昨民有子犯法當死者，其父行賄求免，御史執之，並欲論罪。
朕以父子至親，其死而救，人之情也。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。
自今凡有論決，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，毋重傷人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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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月庚寅，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，太祖覽而惡之曰：
“刑罰之設，本以禁民為非，使之遠罪耳，非以陷民也。
汝張此密法，以罔加無知之民，無乃用心太刻。
夫竭澤而魚，害及鯤鮞；焚林而田，禍及麛鷇。
巧密之法，百姓其能免乎？此非朕所以望於汝也。”
濟大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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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月甲戌，刑部尚書開濟等官議定五六日旬時三審五覆之法。
太祖曰：
“天下之事，不可徇名而失實，當因名而責實。
近聞審覆之法，但應旬時之名，無曰今是昨非；
但謂大同小異，審覆者未必盡其心，告訴者未必盡其情。
朕深知其弊。爾宜戒之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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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月辛亥，遣監察御史往浙江等處錄囚，陛辭，太祖諭之曰：
“古人有言，議獄緩刑。又曰：無敢折獄。
人命至重，必在詳審，不敢輕也。
夫刑當其罪，猶在可務（矜）。若濫及非辜，豈可複侮？
草木微物，有仁心者方長不折，況於人，而可忽乎！爾往慎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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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十七年閏十月癸丑，命天下諸司刑獄皆用刑部、都察院詳議平允，
又送大理審覆，然後決之。
其直隸諸府州刑獄，自今亦準此令，庶幾民無冤抑。
因謂刑官曰：
“刑者，人君用之以防民。
君之於民，如天之於物，天之道春生秋斂，而論天之德，則曰生。
君之道仁育義制，論君之德，則曰仁。
夫王良善禦，豈在於策？
周公善治，豈在於刑？所謂刑者，輔治之具，是以用之不可不詳。
故每令三審五覆，無非求其生而已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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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戊申，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上言：
“陛下之於刑獄，每存欽卹之意，蓋故期於無刑，而頑民狎玩，犯者不止。
臣愚以為，莫若嚴刑以製之，使知所畏而重犯法。”
太祖覽之，曰：
“刑不可使縱弛，亦不可使過嚴。
縱弛則為惡者無所畏，過嚴則為善者或濫及。
用刑之道，但貴得中，則刑清，失中則刑亂，刑亂而政衰矣。
如爾所言，恐流於濫。其可哉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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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二十年四月己酉，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奏：
“有軍人犯罪當杖。其人嘗兩得罪，幸宥免矣。
今復不悛，信非良善，宜並論前罪誅之，以懲餘者。”
太祖曰：
“前罪既宥，今復論之，則不信矣。
用刑而不信，使人何所措手足？
且其罪至死而縱之，則為縱惡；不至死而誅之，則為濫刑。
今罪未至於死而輒欲殺之，在爾有故入之罪，在朕無恤刑之仁，皆不可也。仍杖而遣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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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，太祖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：
“自今惟犯十惡並殺人者論死，餘死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。
力不給者，或二人，或三人，並力輸運，仍令還家，備貲以行。”
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：
“聖心仁恕，垂念及此，罪人受更生之恩矣。”
太祖曰：
“愚民犯法，如啗飲食，嗜之而不知止。
設法以防其犯，而犯者益多；推恕以行吾仁，而仁或可濟。”
三吾曰：
“三代而上，刑罰常簡，本仁恕也。三代而下，刑罰常濫，以嚴刻也。”
太祖曰：
“善為國者，惟以生道樹德，不以刑殺立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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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壬午，升大理寺丞周志清為卿。太祖諭之曰：
“大理之職，即古之廷尉。
歷代任斯職者，獨漢稱張釋之、於定國，唐稱戴冑。
蓋有由其處心公正，議法平恕，獄以無冤，故流芳後世。
今命爾為大理卿，當推情定法，毋為深文，務求明允，使刑必當罪。
庶幾可方古人，不負朕命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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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乙亥，大理寺奏：四川民以輸糧違期及移易者，坐法當誅。
太祖曰：
“四川水陸險峻，輸輓良難，故有失期。
彼移易者，或兩取便利，求無逋欠可矣，豈得遽論以死？甚非愛民之心。
其悉宥之，仍給道理費遣還。
病不能至者，遣內官就道給賜。
稅糧未足者，令就本處輸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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